债与民事责任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
魏振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根据历史资料，民法上的债最早起源于古代西亚地区文明中基于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欠物或者欠钱；中国法上的债起源于基于借贷契约和买卖契约的欠钱或者欠物；罗马法上的债起源于具有私犯性质的罚金责任。债与责任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五种不同的形态：债务与责任联系；债务与责任融合；债务与责任区别；责任与债结合；责任与债分离。债与责任关系的理论和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关系的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债与责任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说明，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明确债与责任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民事立法科学化和正确司法均有现实意义。
2009年3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的民法论坛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分析认为，债的观念滥觞于人身责任，并指出，将侵权法从债法中独立出去是“忘恩负义”的非历史态度。民法学者通常讲债的起源是讲罗马法上债的起源，而意大利罗马法权威学者们对罗马法上债的起源也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结合罗马法以前一些古文明中债的起源，有助于全面了解债的起源。该问题既涉及对历史事实和债的性质的了解，又关乎今后我国民事立法的走向和民事立法科学化。债的起源与发展和违反债的责任密切关联，从历史发展上分析债与责任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民事责任乃至法律责任的性质与特征。债与民事责任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这个课题，关系到民法学和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本文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愿与同仁共同商讨。
一、古代西亚地区文明中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曾指出：“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就是欧美文明。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1]我国学者魏琼指出：“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所蕴涵的规则与精神影响了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后来的整个欧洲及世界。”[2]
古代西亚地区是指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这里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达，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邦国家和最早的成文法典都出自这个地区，世界上债的最早起源地也在这里，从中也可以看出债与责任关系的萌芽。
（一）苏美尔法上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1．苏美尔法的背景。苏美尔人是古代西亚地区城邦、商业、文字、法律以及宗教等文明成果的缔造者。[3]目前根据大量资料证明，楔形文字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法律。[4]公元前3000年末，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建立后，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公元前1930年颁布了《李必特·伊丝达法典》。苏美尔人除适用成文法典外，还作出大量判例，在民间还有很多流传甚广的法律教本，其中包括《苏美尔法律样式册》。[5]
苏美尔法律中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中的主要契约，包括买卖、借贷和租赁等，并出现了保证制度和不可抗力免责制度的萌芽。苏美尔法对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主要采取金钱赔偿方式处理。例如，《乌尔纳姆法典》正文有40多条，现存的仅有29条。对侵害他人人身的，有4个条文规定处死违法者，较多的是采用金钱赔偿方式。[6]
2．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从近现代债法角度看，苏美尔法上各种契约和侵害他人人身或者财产赔偿的规定，是实质意义上的债。但是，苏美尔法并没有将这些都认定为债。遗留的两部苏美尔法典残缺不全，看不出其中对债的规定。根据现有历史资料，苏美尔法上的“债”字最早出现在约公元前1700年的《苏美尔法律样式册》中。其中记载了有关苏美尔人契约及其条款的概要，应当是当时某位对法律颇有造诣的无名抄写员的杰作。其第三部分共21个条文，包括誓约、债务抵押等，但仅有债务抵押和农田耕作的法律文献保存得比较完整。在债务抵押方面，有如下规定：
（viii 3-10）“倘被抵押为债奴的妇女死亡，或逃走，或消失，或生病，则他（即债务人）应按照委派她所完成的劳作全价赔偿。”
（viii 11-15）“被抵押为债奴的妇女与债务总价是等值的，当他（即债务人）以银还（债权人）时，他应重新收回自己的女奴。”[7]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难以确定苏美尔法关于债的适用范围，从“抵债为奴”分析，抵债为奴至少用在买卖关系上。关于买卖契约文献记载的多是已生效的契约，在履约中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致使当事人违约。常见的偶然事件是订约后卖方自己改变了意愿，比如，卖方许下誓言保证在一个明确的期限内交付已售的财产，但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款购买该标的物时，卖方有可能会违约，提供替代物交付给先前的买主。因此，买方在未收到标的物之前，往往要求卖方提供一位保证人以保证契约履行。当卖方违约时，保证人将被抵债为奴。[8]
根据学者关于苏美尔人是古代西亚地区法律文明成果缔造者的论断，苏美尔法上关于债的规定应在《乌尔纳姆法典》或者《李必特·伊丝达法典》中，可惜遗留的这两部法典残缺不全。下文讲的巴比伦法上债的概念最早见于约公元前20世纪的《俾拉拉马法典》，该法典晚于苏美尔的《乌尔纳姆法典》和《李必特·伊丝达法典》，据此推断，苏美尔法上债的起源时间应在约公元前2113年至公元前1930年之间。
（二）巴比伦法上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1．巴比伦法的背景
公元前2200年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后来成为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入第二个重要阶段，史称“古巴比伦时期”。
古巴比伦时期的主要法律有：《俾拉拉马法典》（约公元前20世纪）和《汉穆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1750年）。《汉穆拉比法典》是楔形文字法充分发展时期的法律，是楔形文字法典的集大成者，是相当完整的最古的法典，其正文有282条（现缺11条）。据笔者统计，现存的271条[9]中，属民事规范的约占百分之八十。该法典“在许多部分中，特别是在调整民法法权这一方面比起较晚的许多古代东方的立法，反映出奴隶占有制社会关系的较高的发展阶段，而对某一范畴阐述的细密的程度，甚至比奴隶占有制的西方某些文献，例如十二铜表法，还要高得的多。而在某些法律问题上，汉穆拉比法典差不多接近解决某一些只有处于古典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罗马的法学家才有力量解决的问题。”[10]
2．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1）对《汉穆拉比法典》体系结构的分析。分析《汉穆拉比法典》的体系结构，有助于全面了解《汉穆拉比法典》，对于分析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从当代法律观念看，《汉穆拉比法典》结构不够严谨，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法律关系结合起来排列顺序的。第1-41条属于与国家权力和王室利益直接关联的问题，以及盗窃、强盗等危及社会安全的刑事犯罪问题。第42条至末条，是与王权和王室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这部分基本是私人社会生活规范，从区分公法与私法的观念看，基本属于私法问题。[11]笔者认为第42条至末条可分为12个部分：1）有关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规定（第42条至第66条）；2）有关房屋的规定（第67-69+ C、 78条）; 3）关于借贷的规定（第70＋D - 75E条）; 4）有关自由民从事商业经营的规定（第89-111条）；5）有关运送物品的规定（第112条）；6）有关债务偿还和债奴的规定（第113-119条）；7）关于保管物品的规定（第120-126条）；8）关于婚姻家庭的规定（第127-164条）；9）关于财产继承的规定（第165-184条）；10）关于收养关系的规定（第185-194条）；11）对侵害他人人身致伤、致死的规定（第195-214条）；12）关于医生、建筑师、造船、雇用各种工匠等行业性契约，以及买卖奴婢的规定（第215-277条）。
上述12个部分可以说是12种类型的规定，其中个别内容有所交叉，但是可以看出，巴比伦的立法者用他们的法律观和逻辑思维，构建了《汉穆拉比法典》的体系结构，为我们分析该法典关于债的规定，提供了权威性法律根据。
（2）关于契约和侵害他人人身及财产的规定。巴比伦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以《汉穆拉比王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为代表。契约的类型有（按照法典条文顺序）买卖、佃田、种植果园、租赁、借贷、运输、保管、雇佣、医生诊疗、理发师理发、建筑师建造房屋、造船、合伙与委托经商等。这样多类型的契约说明古巴比伦时代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古巴比伦法对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规定较为详细，据笔者统计，《汉穆拉比法典》对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规定共81条，其中处死或者其他人身处罚的31条，同态复仇的4条，赔偿损失（赔银或者赔谷）的46条，赔偿损失中有些属于惩罚性的赔偿。
（3）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古巴比伦法与苏美尔法一样，没有将契约和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赔偿都认定为债。《俾拉拉马法典》第22条首次出现了“债”和“债务”概念。该条规定，倘自由民并无他人所负任何之债，而拘留他人之婢为质，则婢之主人应对神宣誓云：“我不负你任何债务”；而自由民应付出与一婢之身价相等之银，并须退还所质之婢。第23条和第24条也是关于扣留他人为质的规定，其第一句均为“倘自由民并无他人所负任何之债”。在上述三条之前的三条（第19条至第21条）都是关于实物借贷和金钱借贷的规定。从该法典现有的59个条文的内容和条文顺序看，大体上有一定的分类，据此可以推断债和债务的概念发生在借贷契约上。
《汉穆拉比法典》关于的债的规定，有较多的条文可供分析。第38条首先出现了“债务”概念。该条规定：“里都、巴衣鲁或纳贡人不得以其与所负义务有关的田园房屋遗赠其妻女，亦不得以之抵偿债务。”第66条规定：“倘自由民向塔木卡[12]借银，塔木卡追索债款，而彼无物可还，将其已种植之果园交与塔木卡，并告之云：‘请取园中之枣，以还你之银’，则此塔木卡不得同意。园中之枣仅应由园主收取，并按照契约规定，偿还塔木卡之本银及利息，园中剩余之枣仍归园主所有。”
第89条至第96条比较集中地规定塔木卡贷谷或银发生的借贷契约，其内容包括：谷或银的借贷；利息的计算方法；关于塔木卡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提高利息的处罚；将利息并入本金的处罚；塔木卡使用骗人的衡器损害债务人的处罚；塔木卡贷谷或银，定有利息，而无监察人（？）的处罚；自由民从塔木卡借谷或银，而无谷或银还债，可以用其他任何动产还债等。根据上述规定可以肯定借贷契约是债的发生原因。
《汉穆拉比法典》中使用涉及债的用语（以法律条文的顺序为序）有：“贷出大麦或银子”、“抵偿债务”、“有利息的债务”、“借银”、“债主”、“追索债款”、“自由民举债，定有利息，无银还债”、“贷谷或银，定有利息”、“负有债务”、“债奴”等。[13]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可以认定，巴比伦法中的债是基于借贷契约产生的。
巴比伦法上契约的担保方式较多，包括誓约、保证人和各种财产抵押（通常是房屋、土地或者奴隶）。可能沦为债奴的有保证人、债务人的妻、子、女或者奴婢。
二、古代中国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一）相关背景
中国早在夏代（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已经有了青铜器、造车等多种手工业，出现了城市。《易·系辞》下，记载在舜的时期已经管理部落间的集市贸易，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已经有了文字可考（甲骨文），出现了原始的铸币铜贝，商人活动的范围已经相当广阔。本文讲的中国古代是指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14]以前时期。
中国是世界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被推崇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影响扩及东、南亚一带及周边地区。中国古代私法不发达，契约制度亦不发达，这与我国法起源的特点有直接关系。中国法的起源一是产生于战争，二是产生于礼。战时号令具有法的性质，后来战时的号令演变为平日的规范。古代早期法与礼不分。从夏代开始，法与礼就有密切联系。周礼与夏、商的礼一脉相承。礼在西周初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自成体系。在礼法不分时期，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主要渊源为“礼”。《礼记·曲礼》记：“……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宗族伦理关系，造成了中国古代法与伦理道德“相为表里”，有时甚至道德的戒律即为法律的特点。根据历史资料，西周民事法律方面，关于土地所有权、债务、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责任的认定等均在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并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金文）中被证实。[15]
（二）债的起源与债的担保
西周时期的契约形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口头契约有即时清结的契约，也有非即时清结的契约。土地、奴隶等重要财产的交易大都采用书面契约。书面契约主要有“傅别”和“质剂”两种。[16]关于债的概念是与“傅别”相联系。《周礼·地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17]傅别是借贷契约的形式。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称责，谓贷予。傅别，谓卷书也。听讼责者，以卷书决之。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18]
从我国古代的文献可以看出，古代的债是基于借贷契约产生的。另据传说，夏禹参加过交易，而且从事长途贩运，甚至有赊欠行为。“贩于顿丘，债于传虚。”（《帝王世纪》）顿丘在今河南境内，传虚在今山西境内。[19]这个例子说明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因买卖而赊欠也发生“债”。
中国古代有“人质”与“物质”，作为债务的担保。秦代已经禁止采用人质。[20]
中国古代债的适用范围与古代西亚地区文明国家债的适用范围近似。对于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行为的处理，重刑轻民，对民事伤害也适用刑事制裁。西周时期有赔偿损失的诉讼和裁决，对这类案子，西周法律也允许双方当事人私下了结。[21]对于私人的赔偿似可以视为实质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之债的起源，但是我国古代法律不把赔偿称为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罚锾”，即罚金，一直到清朝和民国时期都采用罚金制度。[22]罚金是强制罪犯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钱币的刑罚，不归于受害人，与“债”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从古代西亚地区文明和古代中国债的起源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1）产生债的原因是基于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欠物或者欠钱。（3）不履行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保证人、人质、债务人的妻子或者子女会沦为债奴。后来在日耳曼法中往往称责任为保证或担保，至今，民法学理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责任是债的担保，据此可以说“保证”“人质”和“债奴”是最早的实质意义上的“民事责任方式”。（3）责任（实质意义上）是不履行债务的后果，责任与债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发展历史来说，笔者将古代西亚地区文明和古代中国债与责任的关系称为债务与责任联系。
三、古代罗马法上债的起源及债务与责任融合
（一）相关背景
在希腊人建立雅典城邦时期，地处欧洲地中海中部亚平宁半岛的古代意大利人也在拉丁平原形成另一个城邦—罗马。传说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753年，后来罗马疆域不断扩大。肥沃的土地和地中海沿岸便利的交通条件，为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海陆商业贸易兴旺发达，经济繁荣，加上平民斗争迫使贵族让步，以及有的君主重视法律和法学，为罗马法和法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最终形成了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关于债的体系。
（二）权威学者关于罗马法上债的起源的不同结论
被称为20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和欧洲最大的罗马法学家之一的彼得罗·彭梵得（Pietro Bonfante,1864- 1932）说：“罗马债的历史起源产生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契约责任在初期从属于这一概念。”[23]他指出：“人们为个人而接受刑罚，在早期历史时代，这种刑罚导致以钱赎罪。私犯的概念，有关诉讼和刑罚所具有的、私人的和债的特点，这些都是原始制度的残余，根据这些原始制度，犯罪是产生债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渊源。”[24]
被称为20世纪意大利以及欧洲最伟大的罗马法学家之一的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 Grosso,1906-1973）的观点与彭梵得的观点不同。他指出：在同原始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正常家庭经济中，债务（即借贷）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原始誓约是债的起源的最典型的形式。原始债的特点的形式是扣押人质，担保是基本的手续。在债的最初形式上（无论是涉及“债务协议”，还是以“誓”为根据的形式），债的产生均同那种后来发展为契约之债的债形式交织在一起。只是到了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另一个角度发展起来的私犯才被归结为债的渊源。[25]
笔者在2009年发表于《法学家》第一期《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学理分析—侵权行为之债立法模式的借鉴与变革》的拙文中，认为彭梵得和格罗索对罗马法上债的起源的不同结论各有道理，在该文提要部分概括为“罗马法上的债最初起源于犯罪，原始的誓约是债的起源的最典型的形式。”这实际上是对债的起源的模棱两可的理解。
贵阳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实施办法(废止)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
《贵阳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实施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７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４日
贵阳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市、区、县（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按责任范围承担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四条 各级政府对预防、控制传染病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预防
第五条 各级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活动，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
第六条 集中式供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各单位自备水源，未经市卫生行政部门和城市供水部门批准，不得与城镇集中式供水系统连接。
第七条 各级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
城市应当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场和污水、雨水排放处理系统等公共卫生设施。
农村应当逐步改造厕所，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公共生活用水的卫生管理，建立必要的卫生管理制度。饮用水水源附近禁止有污水池、粪堆（坑）等污染源。
第八条 实施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
全市范围内的居民均应按照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
第九条 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
适龄儿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适龄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应当及时向医疗保健机构申请办理预防接种证。
托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应当及时补种。
第十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预防保健组织或者人员，在本单位及责任地段内承担下列工作：
（一）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管理；
（二）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
（三）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交付的传染病防治和监测任务。
第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卫生部颁发的《消毒管理办法》，防止医院内感染和医源性感染。
第十二条 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科研、教学、生产等单位必须做到：
（一）建立健全防止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制度和人体防护措施；
（二）严格执行实验操作规程，对实验后的样品、器材、污染物品等，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消毒后处理；
（三）实验动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对传染病菌（毒）种的保藏、携带、运输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对患有下列传染病的病人或者病原携带者予以必要的隔离治疗，直到医疗保健机构证明其不具有传染性时，方可恢复工作：
（一）鼠疫、霍乱；
（二）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炭疽、斑疹伤寒、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淋病、梅毒；
（三）肺结核、麻风病、流行性腮腺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第十五条 从事饮水、饮食、整容、保育等易使传染病扩散工作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六条 招用流动人员２００人以上的用工单位，应当向辖区内县级以上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并按照要求采取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卫生措施。
第十七条 被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细菌性痢疾、脊髓灰质炎、病毒性肝炎病原体污染的水、物品、粪便，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一）被污染的饮用水，应当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二）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排放；
（三）被污染的物品，应当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或者焚烧处理；
（四）粪便消毒处理达到无害化。
死于炭疽的动物尸体必须就地焚化，被污染的用具必须消毒处理，被污染的土地、草皮消毒后，必须将１０厘米厚的表层土铲除，并在远离水源及河流的地方深埋。
第十八条 出售、运输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旧衣物及生活用品等，必须按照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卫生处理。
第十九条 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按照国家规定订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监督指导下使用。
第二十条 凡从事可能导致经血液传播传染病的美容、整容等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血站（库）、生物制品生产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保证血液、血液制品的质量，防止因输入血液、血液制品引起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疟疾等疾病的发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使用国家禁止进口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使用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
第二十三条 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已在人、畜间流行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畜牧兽医部门应当深入疫区，按照职责分别对人、畜开展防治工作。
传染病流行区的家畜家禽，未经畜牧兽医部门检疫不得外运。
第二十四条 狂犬病的防治管理工作按照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安部门负责城市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的处理，捕杀狂、野犬。
（二）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兽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对城乡经批准的养犬进行预防接种、登记和发放“家犬免疫证”；对犬类狂犬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管理。
（三）乡（镇）政府负责辖区内养犬的管理，捕杀狂犬、野犬。
（四）卫生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接种和病人的诊治。
第二十五条 自然疫源地或者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地区计划兴建大型建设项目时，建设单位在设计任务书批准后，应当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申请对施工环境进行卫生调查，并根据卫生防疫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卫生防疫措施后，方可办理开工手续。
兴建城市规划内的建设项目，属于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范围的，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中，必须有卫生防疫部门提出的有关意见及结论。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预防传染病传播和扩散的措施。
第二十六条 卫生防疫机构接到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范围内兴办大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卫生调查申请后，应当及时组成调查组到现场进行调查，并提出该地区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传染病病种、流行范围、流行强度及预防措施等意见和结论。
第二十七条 在自然疫源地或者可能是自然疫源地内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设立预防保健组织负责施工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
第二十八条 凡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领卫生防疫津贴。
第三章 疫情报告
第二十九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含个体行医人员）、卫生防疫人员为责任疫情报告人。
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时限向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并做疫情登记。
第三十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城镇于６小时内，农村于１２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并同时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城镇于１２小时内，农村于２４小时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责任疫情报告人在丙类传染病监测区内发现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接到疫情报告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和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
第三十二条 流动人员中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的传染病报告、处理由诊治地负责，其疫情登记、统计由户口所在地负责。
第三十三条 铁路、交通、民航、厂（场）矿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
第三十四条 军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报告疫情，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三十五条 卫生检疫部门在发现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时，应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通报疫情。
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时，卫生防疫机构和畜牧兽医部门应当互相通报疫情。
第三十六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对辖区内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核实、检查、指导。
第三十七条 传染病报告卡片邮寄信封应当写明××卫生防疫机构收的字样。
邮电部门应当及时传递疫情报告的电话或者信卡，并实行邮资总付。
第三十八条 医务人员未经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将就诊的淋病、梅毒、麻风病、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原携带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和个人病史公开。
第四章 控制
第三十九条 卫生防疫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传染病的疫情处理实行分级分工管理。
第四十条 艾滋病的监测管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淋病、梅毒病人应当在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接受治疗。尚未治愈前，不得进入公共浴池、游泳池。
第四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在诊治中发现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人，应当在２日内作出明确诊断。
第四十三条 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以及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淋病、梅毒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接受检疫、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
前款以外的乙类传染病病人及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接受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
第四十四条 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病人的污染场所，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立即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
第四十五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现本地区发生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或者国家已宣布消除的传染病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向当地政府报告。
第四十六条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当地政府应当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组织卫生、医药、公安、工商、交通、水利、城建、农业、商业、民政、邮电、广播电视等部门采取下列预防、控制措施：
（一）对病人进行抢救、隔离治疗；
（二）加强粪便管理，清除垃圾、污物；
（三）加强自来水和其他饮用水的管理，保护饮用水源；
（四）消除病媒昆虫、鼠类及其他染疫动物；
（五）加强易使传染病传播扩散活动的卫生管理；
（六）开展防病知识的宣传；
（七）组织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染疫动物密切接触人群的检疫、预防服药、应急接种等；
（八）供应用于预防和控制疫情所必需的药品、生物制品、消毒药品、器械等；
（九）保证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到下一级政府关于采取《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紧急措施报告时，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做出决定。下一级政府在上一级政府作出决定前，必要时，可以临时采取《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紧急措施，但不得超过２４小时。
第四十八条 撤销采取《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紧急措施的条件是：
（一）甲类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全部治愈，乙类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得到有效的隔离治疗；病人尸体得到严格消毒处理。
（二）污染的物品及环境已经过消毒等卫生处理；有关病媒昆虫、染疫动物基本消除。
（三）暴发、流行的传染病病种，经过最长潜伏期后，未发现新的传染病病人，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四十九条 因患鼠疫、霍乱和炭疽病死亡的病人尸体，由治疗病人的医疗单位负责消毒处理，处理后应当立即火化。
患病毒性肝炎、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白喉、炭疽、脊髓灰质炎死亡的病人尸体，由治疗病人的医疗单位或者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消毒处理后火化。
第五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经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可以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查验。
第五十一条 用于传染病监督控制的车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依法执行处理疫情任务的车辆和人员。
第五章 监督
第五十二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
（一）监督检查《传染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执行情况；
（二）进行现场调查，包括采集必需的标本及查阅、索取、翻印复制必要的文字、图片、声像资料等，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书面报告；
（三）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提出处罚建议；
（四）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
（五）及时提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措施的建议。
第五十三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内设立的传染病管理检查员，由本单位推荐，经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发给证件。
第五十四条 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下列任务；
（一）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检查本单位和责任地段的传染病防治措施的实施和疫情报告执行情况；
（二）对本单位和责任地段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三）执行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对本单位及责任地段提出的改进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的意见；
（四）定期向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汇报工作情况，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告。
第五十五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给予协助。
第五十六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的解聘和传染病管理检查员资格的取消，由原发证机关决定，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成立传染病技术鉴定组织。
第六章 罚则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二）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的；
（三）未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致使垃圾、粪便、污水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四）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对被甲类和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未按照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的；
（六）造成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
（七）生产、经营、使用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扩散的；
（八）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家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九）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
（十）甲类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病人拒绝进行隔离治疗的；
（十一）招用流动人员的用工单位，未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并未采取卫生措施，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
（十二）违章养犬或者拒绝、阻挠捕杀违章犬，造成咬伤他人或者导致人群中发生狂犬病的。
前款所称情节较严重的，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造成甲类传染病、艾滋病、肺炭疽传播危险的；
（二）造成除艾滋病、肺炭疽以外的乙、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三）造成传染病菌（毒）种扩散的；
（四）造成病人残疾、死亡的；
（五）拒绝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屡经教育仍继续违法的。
第五十九条 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地区兴建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即进行施工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单位和个人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和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旧衣物及生活用品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进行卫生处理，可以处出售金额１倍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流行的，根据情节，可以处相当出售金额３倍以下的罚款，危害严重，出售金额不满２０００元的，以２０００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非法经营、出售用于预防传染病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处相当出售金额３倍以下的罚款，危害严重，出售金额不满５０００元的，以５０００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县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妨碍或者拒绝执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拒绝执行各级政府部门调集其参加控制疫情的决定的；
（三）对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负有责任的部门拒绝执行政府有关控制疫情决定的；
（四）无故阻止和拦截依法执行处理疫情任务的车辆和人员的。
第六十三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和责任单位，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个体行医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的，由县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不改的，可以处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对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处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作出处１万元以下罚款的决定；决定处１万元以上罚款的，须报上一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县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取罚款时，应当出具正式的罚款收据。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六十五条 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中的用语含义如下：
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指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符合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诊断标准的人。
病原携带者：指感染病原体无临床症状但能排出病原体的人。
暴发：指在一个局部地区，短期内，突然发生多例同一种传染病病人。
流行：指一个地区某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超过该病历年的一般发病率水平。
重大传染病疫情：指《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所称的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传染病监测：指对人群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及影响因素进行有计划地、系统地长期观察。
疫区：指传染病在人群中暴发或者流行，其病原体向周围传播时可能波及的地区。
人畜共患传染病：指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炭疽、流行性乙型脑炎等。
自然疫源地：指某些传染病的病原体的自然界在野生动物中长期保存并造成动物间流行的地区。
可能是自然疫源地：指在自然界中具有自然疫源性疾病存在的传染源和传播媒介，但尚未查明的地区。
医源性感染：指在医学服务中，因病原体传播引起的感染。
医院内感染：指就诊患者在医疗保健机构内受到的感染。
实验室感染：指从事实验室工作时，因接触病原体所致的感染。
消毒：指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者消除环境中的致病性微生物。
卫生处理：指消毒、杀虫、灭鼠等卫生措施以及隔离、留验、就地检验等医学措施。
卫生防疫机构：指卫生防疫站、结核病防治研究所（院）、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站）、乡镇预防保健站（所）及与上述机构专业相同的单位。
医疗保健机构：指医院、卫生院（所）、门诊部（所）、疗养院（所）、妇幼保健院（站）及与上述机构业务活动相同的单位。
第六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