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构想
孟昭科　姜启波

　　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要求司法改革加快步伐，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必须先行。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1999年度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法院改革的重点是改革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的法院管理体制”。1在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要成为社会公意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支柱，必须重塑审判管理体制的价值观念，改革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构建新型公正、高效、有序的审判管理体制，推动审判工作全面发展。
一、现行审判管理模式剖析与改革现状
　　我国现行审判管理体制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年代，出于特殊需要，必须保持高度统一的领导。在审判管理上采取了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建国以后，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照搬前苏联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判管理体制，对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旧的审判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难以实现
　　现行审判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行政化和集权化特征，强调法院独立审判，不注重合议庭、法官在依法独立审判中的作用。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实行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合议庭没有最终裁决权，案件的裁判结论由未参加审判长的院长、庭长凭借司法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定夺；放宽了法律规定的“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被任意扩大，成为一种“超审判组织”。法院内部对审判权多层分解及由此产生的逐级请示报告，使得审判工作管理责任分散，案件管理失控，公开审判、合议制、“两便”原则等难以落实，阻碍了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的实现。
　　(二)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
　　审判程序与审判管理密切相关，审判程序是审理案件的规则和制度，解决的是诉讼程序法律问题，而审判管理是审判环节和审判组织的运作机制，解决的是审判秩序管理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补充。2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忽视程序对审判的保障作用，缺少对诉讼程序实行一体化管理的专门机构，对案件的审判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不注重程序管理，程序的作用往往被领导的意志所替代，不仅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差、透明度低，也使实体裁判中的“暗箱操作”有可乘之机”这种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弱化了法院内部的执法监督，使得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法官对个案的审判流程又有绝对的控制权，且不受其他权力的制衡，极易导致法官随意增减程序。
　　(三)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难以体现
　　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加大了诉讼成本。在立、审、执不分的管理模式下，每个审判庭都是由法官、书记员、法警和司机等组成的“大审判”队伍，由于对审判缺少有效、统一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于审判的后勤保障很难达到科学、合理、高效的要求，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加大了诉讼支出，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此外，将审判职能分割给合议庭与审判庭、庭长、院长层层行使，案件层层把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造成实际上的多审级，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延误了诉讼。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审判，使得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难以实现。
　　(四)法官素质难以提高
　　传统的审判管理体制过多地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使得审判活动渗入了行政化的特征，法官审判案件受院长、庭长、审委会的领导，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法官的裁判意见只有经过批准、确认，才能成为实际的裁判结果。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思想、知识做出正当合法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事实调查官，弱化了法官的独立人格，否定了法官做为审判活动的主体资格，使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不符合司法规律，影响到法官对法学修养、审判艺术的培养，为社会公众服务精神的治炼，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甚至削弱了作为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法官的素质难以提高。
　　(五)科学管理与决策难以实施
　　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缺少对审判程序统一管理的部门，司法行政工作、审判程序管理工作、案件的具体审判工作互相掺杂，个案的处理情况无法控制，某项审判工作的进展情况也难以准确把握，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很难实现对实判工作的科学管理与决策。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加强、社会全面进步，传统审判管理体制中轻程序、弱制衡的弊端与公众对司法公正性要求日益增强的矛盾；审判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与案件不断增长，公众对审判高效性要求日益增强的矛盾；法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严重与依法治国、公众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进行，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纵向来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分为三个层次，即法院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属于审判宏观管理的范畴；审判方式改革，属于工作方法改革的范畴。在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高层次改革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低层次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人民法院过去十年，在研究和探索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强化公开审判，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功能，规范了审判活动，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忽视审判管理方式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许多人把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方式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审判工作管理缺乏研究和探讨，使其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薄弱一环。审判方式不同于审判管理方式，审判方式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和对个案审判的针对性，其本质应该是法律规定的再现，而审判管理方式则无法律的规定性，也不涉及个案的处理，它是创造条件，保证司法目的实现手段。因此，审判方式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上的问题。
　　目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程序不公、裁判不公、效率不高、司法腐败严重等，而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审判方式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审判公正、高效、有序运行，消除腐败，弘扬正义，开创法院审判工作的新局面，司法改革必须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即必须启动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强调指出：人民法院今后几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努力建立公正、廉洁、高效、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管理体制。3
二、审判管理体制价值观念的重塑
　　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正确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观念给予引导。为此，必须在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与我国传统体制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并追求适度超越，为中国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提供理论和价值基础。
　　正义、效率和秩序，是法律永恒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构建科学审判管理体制理论和价值基础。正义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主体，司法的灵魂在于它的公正性，司法失去正义，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然而正义并不是司法唯一的价值追求，正义离不开效率，效率低下，正义就无从谈起。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和效率必须依赖秩序，在有序中实现。科学、合理的审判管理体制，应建立在正义、效率、秩序的价值基础之上，也应当成为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审判管理体制应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
　　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律实践中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司法的正义与否，又是其中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在中外学术著作中，正义被赋予多方面、多层次的涵义。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且明确地指出，“正义即公平。”4可见正义是有关公平的观念、思想、原则和制度的总和。
　　司法正义又简称为司法公正，它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程序到实体，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有序的状态。如同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司法正义是法律体制的第一美德。法律体制如果不是正义的，那么无论多么高效和有序，也必然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5法院审判活动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正义体现在审判活动中即指审判过程要遵循正当平等的原则，审判结果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称为程序正当，后者称为实体公正，二者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我国传统审判管理体制重实体，轻程序，忽视了正当程序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从而导致审判实践中某些背离程序的不公、不快、不廉现象的发生，损害了实体正义，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要求审判过程的公正性与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两者之间实现有机统一。改革传统的审判管理体制，要求我们用更多、更好的制度、办法和措施，强化诉讼程序管理，强化审判过程管理，使审判管理体制体现程序正义价值，为实体正义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审判管理体制要保障效率价值的实现
　　从传统观点看，效率是经济学的价值取向，而法的价值取向则是公平，即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把经济之一做得更大，法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把经济之一分得公平。随着法律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日益增多，如何把经济之一做得更大，已离不开法律对资源的效率性分配。在人口日益膨胀与资源日益稀缺的矛盾冲突中，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利用与配置以不断满足人的价值需要，乃是法律不可缺的价值之一。6法律对经济的调整如此，审判管理体制对审判力的调整也同样如此。任何管理体制无一例外地体现效率价值之一。哪种审判管理体制能够减少诉讼成本，取得最佳诉讼效果和社会价值，该审判管理体制就是好的管理体制。因为审判效率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只有依法高效地审判案件，才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如果案件久拖不决，审理限期长，必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续受到侵害，就谈不上公正。即使最终做出了正确的裁判，也延长了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时间，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司法公正。传统审判管理体制中，缺乏效率的保障机制，不能实现审判力量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得一些法院在抓审判效率中，有的是政治说教，还有的是物质刺激，难以奏效，超审限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就是要对审判力量、审判岗位、案件数量、物质装备、后勤服务等做定量分析，合理分配人力，有效利用资源，实现最佳组合和配制，用制度的方式保证其长期的发挥效能，缩短审判期限，追求审判的效率价值，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
　　审判管理体制要保障秩序价值的实现
　　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必须满足秩序价值的实现。审判管理的目标之是一建立良好的司法秩序。因为正义的广泛实现需要良好的秩序，高效依赖于有序。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就是要更好地追求司法的秩序价值，为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可靠的保障。当前，某些法院和审判中存在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久诉不立，久立不审，久审不判，久判不执，久执不结，案件超审限严重的问题；滥用强制措施，乱争案件管辖权，搞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甚至造假案，司法严重不公的问题，都是审判秩序不良的反映，其主要的原因是，旧的审判管理模式不利于秩序的建立和秩序价值的实现。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应从制度上对审判工作的立案、审理、执行、监督几个主要环节科学界定，制定明确的公开化指标和效率目标，实行严格的分段管理(流程管理)，同时，给予适度的宏观控制，使各个环节既分工合理，衔接紧密，又互相配合，有效制约，进入高效有序的良性运作状态，将这些管理制度融入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之中。
　　有利于秩序价值实现的科学管理体制的运行，以管理对象的自觉遵守为条件，因此，必须加强对管理对象的教育，严明纪律。同时，对违规操作、破坏秩序者予以责任追究。
三、科学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
　　科学、合理的审判管理体制应建立在公正、效率、秩序的基础之上，如何使审判管理体制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达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的，值得研究。笔者认为，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应以程序管理为中心，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主体，以改革法官体制为关键，以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为保障。
　　(一)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程序管理为中心
　　程序中心指的是法律制度进化的过程中，强调程序建设的重要性和凸显程序在审判管理中的枢纽位置。从程序和实体二者关系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从现实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依据历史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诉令法具有先行于实体法，或者说程序法具有作为实体法形成母体的重要意义”。7也就是说“程序是实体之母”。8诉讼程序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及实现实体中预设的权利与秩序，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可见，以程序为中心的审判管理体制符合时代的要求，是被证明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管理体制。
　　程序中心依托审判流程管理，对立案、审判、执行全部诉讼过程进行合理、科学、有序的规范。流程管理是把借助科技手段现代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审判工作，对审判实施流程管理手段，是将案件流程控制权与实体审判权分立，起到了分权制衡的作用，实现对审判工作由行政型管理向审判型管理的转化。它对开庭时间、结案日期作出严格规定。能够有效地避免超审限、久拖不审、久审不决的现象，解决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疑难案件往往不能按时结案，存案积案多的问题。把审判节奏转到严格适应流程管理的制度上来，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审判管理趋于有序化。流程管理实际是对案件审理过程的管理，即把案件审理过程分为收案、送达、排期、庭审、宣判、执行、结案、归档若干阶段，实行分段管理。案件立案后，立案庭跟踪整个审理的流程，直到审理终结。实施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审判工作公正、高效、有序运转的根本保障，现代化审判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对案件实施流程管理。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强化程序观念，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保障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主体
　　审判管理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创建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应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重点。审判方式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审判模式接近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所要追求的正义、效率和秩序的价值目标。审判方式，亦称诉讼结构(模式)，是指法院的诉认行为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推进过程中的权限分配方式。9审判方式改革应围绕审判的全过程，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审判公开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特征，是诉讼制度走向民主、文明的标志，它根植于现代民主政治对国家权力运作的监督和对公民知情权有确认。公开审判的实质是，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审判公开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它为社会监督审判权的运作过程创造了条件。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必须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反对“暗箱操作”，在审判工作中推行“阳光工程”。
　　生效法律文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然而，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目前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
　　(三)科学审判机制应以改革法官管理体制为关键
　　法官是审判活动的主体，正义要由法官来伸张。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效率和秩序价值都是通过法官的审判活动实现的。法官体制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审判管理体制价值的实现程度。因此，改革现行的法官体制，是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判断性、程序性、中立性、终局性的权力，其判断性和中立性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序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终局性的权力，其判断性和中立性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法官之间可能因资历等原因而等级不同，但法律赋予其的审判权应当是平等的，所有法官对案件的裁判都应处于同一平等线上，不应受其他法官的指挥和控制。这就要求审判管理必须摒弃以行政为本的传统管理观念，提倡以法官为本位的管理观念，发挥法官的主导作用，实行法官责任制。
　　法官体制改革要真正确立法官在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尊重法官的首创精神和独立人格，培育法官的现代司法理念和职业意识，明确划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委会的职权，还独任庭和合议庭以独立审判权，保证法官享有独立、完整、彻底的审判权。
　　建立合议庭负责工作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是审判组织，即独任庭或合议庭。因此，独任庭或合议庭享有的审判权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法院中除少数案件依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其余案件均由独任庭或合议庭独立审判。合议庭与审判庭的关系上，应明确审判庭不是法定的审判组织，而是人民法院内部承上启下的审判管理机构，审判庭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意见对合议庭没有约束力。在合议庭内部，法官之间平等，合议庭内的法官对案件共同审理，共担责任。案件出现质量问题，追究合议庭法官的责任，但坚持正确意见的法官可以免责。
　　推行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要改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法官享有裁判的权力。改革后，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的权力大了，责任重了，对其政治和业务素质的要求也更高了。为保证审判质量，必须做好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的选任工作，除了院长、庭长可以担任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外，必须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保证品行端正、学识渊博、司法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脱颖而出。院长、庭长和其它审判长一样，只有参与审理案件时，才具有审判权，其身份不再是院长、庭长与其它法官一样，只是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
　　(四)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保障
　　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以实现正义、效率和秩序价值为目标，而达此目的，依赖于三条，一是体制合理，二是正确运作，三是保障有力。在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和法官体制之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体制的运行，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
　　为了保障审判管理体制效率和秩序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并实行违纪违法审判追究制度。效率和秩序都依赖于法官实现，在对法官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必须明确延误审判，违规操作，破坏秩序者应承担的责任。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3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完善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统计、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五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人口学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民都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并应当配备相应的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

第七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作为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对在本单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人口综合管理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编制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开展人口总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结构、人口迁移等人口发展趋势的中、长期预测，为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综合调控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对区、县人民政府，区、县人民政府对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年度目标和责任，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评和奖惩。

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相关责任，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年度目标。

第十三条 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确定人口发展规模，调控常住人口总量。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生育调节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建立常住人口流入流出调控机制，合理控制人口机械增长。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时，应当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引导城乡人口合理分布。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和实施产业、住宅、交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专业规划时，应当与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相适应。

第十六条 本市制定、实施的生育调节、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等制度和措施，应当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

第十七条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母婴保健工作，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本市提倡公民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利于公民自愿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的措施。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公民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时，应当提供规范、优质的服务，并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医师和助产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预防和减少产伤。

第十八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教育、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民政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相互配合，开展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公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做好艾滋病和影响生殖健康的其他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第十九条 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第二十条 统计、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本市户籍人口和在本市居住一定期限的非本市户籍人口开展常规统计、抽样调查、专项调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统计分析数据。

第二十一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应当纳入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

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安、卫生、教育、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本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相互提供与人口管理相关的数据，实现人口信息共享，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二十二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共同负有实行计划生育的责任,在作出生育决定时应当平等协商，相互尊重。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三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和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四条 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初次结婚为晚婚。

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次结婚为晚婚。

已婚妇女生育第一个子女时，年满二十四周岁的，为晚育。

第二十五条 婚前双方均未生育过子女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生育的第一个子女经区、县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三）一方经有关部门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影响劳动，生活不能自理的；

（四）一方符合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条件的；

（五）一方为从事出海捕捞连续五年以上的渔民，现仍从事出海捕捞的；

（六）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七）女方为本市农业户口，无兄弟，其姐妹均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户赡养老人的。

婚前一方或者双方生育过子女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一方婚前未生育过子女，另一方婚前生育过一个或者两个子女的；

（二）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三）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四）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其中一方生育的子女经区、县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条件外，因特殊情况可以再生育的条件，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本人的兄弟姐妹均已死亡，或者本人十四周岁前被收养，养父母无其他子女的，可以视为本条所称的独生子女。

第二十六条 婚前双方均未生育过子女，婚后经本市二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患有不孕症的夫妻，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一个子女。

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入本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取得原户籍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再生育一个子女证明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七条 一方为本市户籍，另一方为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的夫妻，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选择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市居民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人结婚后的生育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华侨、归侨、侨眷的生育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夫妻，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向女方户籍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交再生育申请表，并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材料。

（二）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再生育申请表及本条例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受理意见，并将受理意见及全部申请材料报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三）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送的受理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发给再生育告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选择适用本条例规定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向本市一方户籍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应当提供下列基本材料：

（一）身份证明；

（二）户籍证明；

（三）婚姻状况证明；

（四）已有子女状况的声明。

属于下列情形的，还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二款第四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提供相关部门的鉴定材料或者诊断证明材料。

（二）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应当提供《革命伤残军人证》。

（三）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当提供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从事出海捕捞有关证明。

（四）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提供收养证明。

（五）依据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提供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第三十一条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市人口出生变动趋势，向社会公布人口出生预报信息。

公民可以根据人口出生预报信息，结合家庭实际，选择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

第三十二条 本市建立新生儿出生、死亡报告制度和终止妊娠统计制度。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定期向所在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新生儿出生、死亡的个案信息和终止妊娠的统计信息。

医疗保健机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上述个案信息予以保密。

第四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三条 晚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晚婚假七天。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晚育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晚育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晚育护理假三天。晚婚假期间享受婚假同等待遇，晚育假、晚育护理假期间享受产假同等待遇。

第三十四条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及其待遇。

第三十五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三十六条 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后，自愿不再生育的公民，在子女十六周岁以前，由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其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以下简称《光荣证》）。

第三十七条 持有《光荣证》的公民，可以享受以下奖励：

（一）在子女年满十六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二）农民在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其独生子女按两个人计算分配面积；

（三）在年老退休时，领取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 持有《光荣证》的公民，其独生子女在未满十六周岁之前发生意外伤残或者死亡，不愿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由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助。

第三十九条 依法生育子女的妇女，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制定老年保障制度和措施时，应当体现对独生子女父母的优先照顾。

第四十一条 依法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报销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的部分托费和管理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除征收社会抚养费外，给予以下处理：

（一）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和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

（二）持有《光荣证》的，应退回《光荣证》，终止凭证享受的一切待遇，并退回依据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所享受的奖励；

（三）系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系其他人员的，所在单位可以给予纪律处分；

（四）系农民的，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不增加自留地和宅基地的分配面积。

第四十四条 机构和个人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六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4年4月15日起施行。1990年3月14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在本条例施行前结婚，且婚后未生育又未收养子女的夫妻，仍可以按照《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享受奖励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