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

杭政办〔2008〕8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法》已经修订并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八年六月十三日


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法

　　为加快推进品牌发展战略，提高杭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杭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企业自主品牌的实施意见》（杭政办〔2006〕30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认定范围及原则
　　（一）本办法所称杭州名牌产品，是指在我市范围内生产并经杭州市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名推委)依据本办法认定的工业、农业产品。
　　（二）名牌产品认定以国家产业政策、农业政策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利于推动节能减排为目的，重点是主导产业、传统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自主创新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高附加值产品、高出口创汇产品以及农副名、特、优产品。
　　（三)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工作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和企业自愿申请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好中择优；以市场评价、用户评价和质量评价为主，不搞终身制。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工作每年进行1次，所需费用由市财政统一安排，不向申请企业收费。
　　二、申报条件
　　（一)工业产品。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2．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拥有申报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其商标在相关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产品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额居省内或市内同类产品前列，售后服务好，用户(消费者)满意度高，市场评价好；
　　4．产品技术水平和实物质量达到国内、省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5．产品批量生产已满3年，并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其中高新技术类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万元以上，医药、服装类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其他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8000万元以上；
　　6．企业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技术装备，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能力和R&D投入居市内行业前列，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7．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并有效运行，全面质量管理取得成效，产品质量长期稳定提高并能不断改进；
　　8．企业建立了完善的计量保证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并符合劳动用工、清洁生产、安全生产、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等规定要求。
　　（二）农业产品。
　　1．符合农业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生产、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拥有申报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其商标在相关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高，用户(消费者)满意度高；
　　4．产品批量生产己满3年，在本市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形成较大的种养殖规模或生产规模；
　　5．企业生产技术先进，内部管理规范，严格按产品标准或农业地方标准组织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均实施标准化管理。质量保证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其中，农产品加工企业须通过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6．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好，种植类和养殖类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1500万元以上，加工类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万元以上；
　　7．符合劳动用工、清洁生产、安全生产、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要求。
　　（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杭州名牌产品认定范围。
　　1．企业注册地不在杭州市的;
　　2．产品使用国（境）外注册商标的；
　　3．近3年内经国家、省和市级质量监督抽查被认定为不合格，出口商品检验有质量不合格经历，或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重大索赔事件的；
　　4．用户、消费者普遍反映存在质量问题的；
　　5．列入国家强制管理范围尚未获证的；
　　6．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三、申报和认定工作程序
　　（一）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工作由杭州市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名推委）统一组织实施。推进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市质监局，以下简称市名牌办），负责市名推委的日常事务。
　　（二）申报企业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如实填写《杭州名牌产品申请表》，并经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后，报当地质监局（分局）。
　　（三）区、县(市)质监局(分局)收到企业申请后，按名牌产品申报条件进行初审。对同意推荐的，签署意见并盖章后，在每年4月底前上报市名牌办。
　　（四）市名牌办对上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后，组织质量管理、标准化管理、技术进步、市场营销和行业协会(学会)等专业评审组，按照产品类别对申报企业运行情况、申报产品监督抽查情况、产品性能指标、消费者投诉情况、用户(消费者)满意情况、质量管理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评审意见。
　　（五）市名牌办根据专业评审组的评审意见，提出建议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报市名推委认定。
　　（六）市名推委认定的杭州名牌产品，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参加表决，半数以上委员同意。
　　（七）经认定的杭州名牌产品，由市名推委授予“杭州名牌产品”称号，颁发杭州名牌产品牌匾和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四、鼓励和保护措施
　　（一）杭州名牌产品称号的有效期为3年。在有效期内，可在其产品铭牌、标签、包装、说明书和广告宣传中使用“杭州名牌产品”标志或字样，但要注明获得杭州名牌产品的年份。
　　（二）杭州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予市级质量监督抽查，并在我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假冒，保护名优”活动中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三）杭州名牌产品是推荐浙江名牌产品的基本条件，享受各级政府、部门对名牌产品的扶持政策，在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以及立项及资金、能源等方面享受优待。
　　（四）支持以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为核心组建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名牌效应。大力宣传名牌产品及其生产企业，提高其知名度、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五、日常管理
　　（一）市名牌办负责杭州名牌产品的跟踪管理。
　　（二）杭州名牌产品有效期满，应当按照本办法的有关程序，申请复评。
　　（三）未获得杭州名牌产品荣誉称号的产品，不得冒用杭州名牌产品标志；超过有效期未重新申请或重新申请未通过的，不得继续使用杭州名牌产品标志。凡发现有违规使用杭州名牌产品标志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四)对获得杭州名牌产品认定但产品质量不稳定、消费者(用户)反映强烈，或者其生产企业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出现重大问题，或不接受杭州名牌产品跟踪管理的企业，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力的，撤销“杭州名牌产品”称号。
　　（五）对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报杭州名牌产品的企业，取消其申报资格；已获取杭州名牌产品称号的，撤销称号，收回牌匾和证书，并在全市范围予以通报，3年内不得申请为杭州名牌产品。
　　（六）参与杭州名牌产品审查、认定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和纪律，做到公正廉洁，严禁以权谋私；要自觉保守企业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保护知识产权。对违反规定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六、其他
　　（一）除按本办法进行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工作外，全市任何单位和组织不再进行类似的名牌产品认定、推荐、评比等活动。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杭州市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关于杭州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杭政办〔2002〕40号）同时废止。
　　（三）本办法由杭州市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