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的角色探讨

张喜亮


　　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是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一般认为，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个是职工参加班组管理成为生产的主人，一个是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实现管理企业的权利，一个是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参加重大事项的决策。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了职工董事管理办法和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这两个文件确立了职工董事的地位和保障了职工董事的作用，但是，关于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在企业职工中和理论界中有一些争议。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与读者分享。

　　一、关于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的规定

　　职工董事制度，应当说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时就已经在当时的有关部委如经贸委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中就已经明确作出了规定。最具有权威的规定应当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法中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等条款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的，“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也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这是职工参加董事会的一部重要的法律文件和法律依据。
　　据此，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颁发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职工董事候选人由公司工会提名和职工自荐方式产生。职工董事候选人可以是公司工会主要负责人，也可以是公司其他职工代表。”在这个文件中，实际上比没有明确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只是把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作为职工董事候选人的一个选项。2006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制定了《企业工会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个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凡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的公司制企业，工会应依法督促企业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人选由企业工会提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对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负责。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一般应分别作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候选人。”全总的这个《条例》实际上是明确了工会主席、副主席担任职工董事，因为其明确规定工会主席或副主席作为职工董事的候选人而没有明确规定其他职工也可以作为候选人。
　　经过了两年的研究十易其稿，2009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职工董事履职办法》）。该文件第十条规定：“企业党组织应支持职工董事全面履行董事职责”，“确定工会负责人人选，应考虑兼备职工董事的资格和能力,如该人选具备董事履职的资格和能力，一般应推荐为职工董事的候选人”，“职工董事由非工会负责人担任时，可以推荐职工董事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或兼任工会组织中其他相当的职务。”从文件的行文而言，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职工董事履职办法》虽然较之此前的《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了关于“工会主席”作为职工董事候选人，还没有否定其他职工有资格当选职工董事；而是规定一般当选职工董事应当“推荐”为工会副主席或相当职务的候选人，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党委管干部的原则提出的。
　　从《公司法》规定“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国务院国资委的《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规定“职工董事由职代会选举产生”，从全总制定的《工会工作条例》规定“工会主席、副主席作为职工董事候选人”，到国务院国资委颁发的《职工董事履职办法》规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当具备职工董事资格”和“非工会负责人担任职工董事可以推荐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或兼任相当职务”，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这个本来只是一个选项而被越来越被强化为“唯一”的选项，——当然就文件本身并没有“唯一”选项的行文。工会主席究竟应当不应当兼任职工董事，这个问题，在职工中和理论界都有一定的争论。其实，在制定这些文件的过程中也为此发生过一些讨论。

二、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的利弊讨论

　　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的利与憋，观点纷呈各有道理。
　　认为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利大于憋或说有利无憋者提出：第一，工会主席本身就是职工选举产生的，他就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更加强化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唯有这样才能体现职工董事制度设立的意义；第二，工会主席一般都是企业班子的成员具有相当高素质的，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才能保障职工董事的作用和参与的力度；第三，职工董事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水平，一般职工不具有企业管理素质和能力的，即便是担任职工董事也只能是摆设，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认为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憋大于利或说有憋无利者提出：
　　第一，工会主席不是职工选举产生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工会主席是由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或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在很多的企业里面一些农民工、劳务工、派遣工以及非全日制工等等实际上都不是工会会员，在一些企业这部分职工甚至超过了会员的人数；所以，简单认为工会主席是职工选举产生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即便是工会主席是职工或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工会主席作为一个个人就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据此不能保障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就一定能够发挥好职工董事的作用。
　　第三，工会依法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职工董事的职责不应当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而是代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管理者，混淆了这两个角色的意义则不利于工会与职工董事依法各自发挥作用。
　　第四，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不利于工会工作，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角色就很容易被固定工会主席的这个职务上，由此极易被股东懂事误解为其对立面而产生心理的障碍，很难发挥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决策重大事项的作用，同时，工会主席兼职职工董事也容易使会员和职工误解工会是与股东站在一个立场上而忽视职工利益和权益。
　　第五，工会主席兼任职工董事是对职工被选举权的剥夺，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文件的规定设立职工董事的目的在于实现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利和企业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工会主席实际上本来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又不在生产一线，所以，工会主席兼任职工懂事一则其他职工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同时因为其不了解生产而难以做到实现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有其理。我们认为，工会主席是不是兼任职工董事，不能一概而论。工会主席素质高的，也能处理好不同角色的分工从而使工作做得更好；当然，有些工会主席本身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安置型的，这样的工会主席实际上无论是做工会工作还是职工董事工作都很难发挥作用。具体情况必须要具体分析，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职工董事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而候选人的提名必须公正公开保障职工充分民主的权利，可以由党委、工会、经理层推荐，也可以由职工自荐和群众推荐。至于选举出来的是工会主席还是其他职工担任职工董事，一切都必须尊重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结果。至于说这个职工董事是不是能够依法很好地履行职责，应当由职代会做出评价、罢免、撤换。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保障这些民主制度和职工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作用。

三、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注意的若干问题
　　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企业内不同的环境中其利弊也就不完全相同。如果职代会选举产生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那么，工会主席就必须注意处理好角色功用而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就是代表职工参加董事会依法行使董事的权利，工会主席不是“兼任”职工董事，而是“担任”职工董事。兼任与担任是有着性质的不同。兼任，强调是有既定的“主角色”，而所兼“角色”是“兼顾”辅助性的，如果这样认识自己的“职工董事”角色，则势必不能很好地履行职工董事的职责。担任，强调的是职工董事也是其“主角色”，并且要严格地按照这个法定的角色履行其职责。
　　其次要注意区分开两个角色的不同职责。工会主席的角色，是工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所行使的是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赋予的权利；职工董事的角色是职工代表，行使的是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其作为职工董事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履行的是董事会中职工代表的义务。具体说来，工会主席在董事会中工作必须忘记自己的“工会主席”的角色而是职工董事的角色。
　　再次要注意的是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实现企业重大事项科学决策的作用。虽然职工董事与工会主席都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义务，但是，两者毕竟还是不同的，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一切工作都是以这个基本职责为出发点的，职工董事角色要求则是在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中：第一不要伤害职工的利益，第二使决策科学而更好都实现职工的利益。
　　最后要注意的是作为职工董事的工会主席要注意收集职工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工会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是注意收集这些情况的，但是，作为职工董事要注意的是，不单单是一般的职工利益和合法权益的诉求，而要注意收集那些有助于科学决策的那些建议和意见，侧重的是职工在生产、管理等方面聪明才智合理化建议。
　　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的情况在国有企业是普遍的现象，这就更要注意其角色的不同职能。我们调查发现，有的企业中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更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其理由是工会主席素质高又是班子成员所以说话有力度，因此就能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说，这样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第一，职工的素质就一定比工会主席低吗？第二，职工董事如果不是班子成员说话就一定没有力度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即理论逻辑不通不一定工作就没有成效。同样，我们调查中也发现，有些工会主席担任职工董事就感觉角色很尴尬，往往在董事会中被误解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专门与股东董事闹对立从而不便于发表意见。职工董事制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时间还相对不长，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许多的研究的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就能得到发展和完善。




论唐后对唐律的变革

2000年10月11日 13:22 王立民


本文提要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唐后也不无变革。变革主要表现在体例、一般原则、罪名和法定刑四个领域。究其变革原因主要有社会情况变化、立法经验结果和立法技术提高三个方面。这种变革只是在唐律基础上的部分变革，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律对后世立法影响之深远。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 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 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J、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 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