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研究

　　　　　　　　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黄忠顺 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责任服从和服务于救济、预防、惩罚等多重功能的实现，而数人侵权责任的追究程序，往往因诉讼模式研究的滞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可以类型化为个别型、整体型以及选择型三种诉讼模式。选择型诉讼模式契合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当代重要发展趋势，应当成为数人侵权责任诉讼程序设置的基准模式，而法定诉讼担当的运用则有助于奠定该诉讼模式在当事人适格方面的正当性基础。


伴随着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的适度倾斜，侵权责任的分担主体不再局限于加害人，甚至无须承担最终责任者也可能被要求向受害人临时性或者终局性承担侵权责任，以此实现最终责任主体无法承担侵权责任风险的移转。为此，我国民法学者对替代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垫付责任、补充责任、相应补充责任等新型责任形态加以系统研究，并使用“数人侵权责任”作为“共同侵权责任”的上位概念，使得受害人依据《侵权责任法》追究责任的主体并非总是（主观上存在可谴责性的）侵权行为人，以适应侵权责任法功能扩张之需，即：在存在最终责任主体的情形下，实体法拓展责任主体范围，有助于叠加数人之责任财产以增加受害人损失获得填补的几率；在不存在最终责任主体或者最终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形下，实体法将原本与侵权之债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主体列为责任主体，其本质是立法者基于公平原则而适度移转或者分散受害人之损失。[1]然而，相对于实体法努力拓展受害人救济途径而言，程序法学者对不同侵权责任形态下的诉讼模式及其正当性基础缺乏相应的研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侵权责任法功能的发挥。鉴于此，本文在对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选择型诉讼模式为原则，以整体型诉讼模式为例外，禁止个别型诉讼模式”的结论，并运用法定诉讼担当理论对数人侵权责任诉讼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加以探讨，以期融通实体法与程序法，动态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多重功能[2]，全程贯彻侵权法的人文关怀理念[3]。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

民法学者认为，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4]并将其进一步类型化为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与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前者的每个责任人都承担一定份额的最终责任，包括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而后者则只有最终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其他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其追偿，包括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5]然而，前述观点形成于《侵权责任法》之前，对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体系的构建与类型化未必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按照杨立新教授的观点，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侵权责任形态有自己责任、分担责任、适当责任、按份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以及相应责任等 10 种。[6]笔者认为，前三种系在受害人与责任人之间分担风险而不涉及不同侵权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而相应责任可以类型化为单向连带责任相应责任与过失相抵的相应责任，[7]前者涉及数人侵权责任可被连带责任形态所吸收，而后者系在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分担责任而与数人侵权责任无关，因而，相应责任并非严格意义上独立类型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除此以外的其他六种侵权责任形态均涉及侵权请求权所指向责任主体的复数化趋势，笔者倾向于均将其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类型化方面，本文倾向于将按份责任作为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而将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作为数人侵权责任的特殊形态。原因在于：按份责任系对个人责任伦理原则的贯彻，而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垫付责任则均属于为了追求侵权责任法的社会功能而对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所作的法定例外规定。[8]相对于“将连带责任纳入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并在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中进一步将按份责任作为原则”的方案，本文立场能够在发挥按份责任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避免重复运用“一般——特殊”法理而具有简化适用规则的功能，并且有助于克服因“内部份额”的解释不周所带来的难以自圆其说。[9]

综上所述，本文框架下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包括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替代责任以及垫付责任等六种形态，其中按份责任是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而其他五种为数人侵权责任的特殊形态。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数人侵权责任主体之间仅负按份责任，而其他责任形态的适用则需要法律特别规定，立法者已经通过《侵权责任法》完成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设置。然而，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现行规定与既有研究均仅注重责任的静态配置，而忽视责任的动态实现，程序法滞后的现状妨碍了精致的数人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实现，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对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形态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配置数人侵权诉讼模式。

二、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建构原理

立法者在按份责任基准形态的基础上创设或确认连带责任等五种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形态，试图藉此叠加不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以强化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此乃实体法层面“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受害人救济的立法精神的贯彻。[10]程序法上的诉讼形态配置应当贯彻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建立有利于受害人行使诉讼实施权的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

（一）三种不同的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划分

以受害人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不同方式，可以将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分为三种：个别型、整体型和选择型。受害人须向不同侵权责任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为个别型诉讼模式；受害人须对所有侵权责任主体概括性行使诉讼实施权的，为整体型诉讼模式；受害人根据自身利益安排可以自主确定被告的，为选择型诉讼模式。

个别型诉讼模式要求受害人分别对不同侵权责任主体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民诉法中的单一诉讼形态（即一个原告诉一个被告）；受害人同时将不同的侵权责任主体列为被告起诉，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构成民诉法上的普通共同诉讼，适用普通共同诉讼的主张共同、证据共通和抗辩共通原则。显而易见，个别型诉讼模式有助于贯彻侵权责任法的个人责任原则。通常情况下，受害人将复数侵权责任主体作为普通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其分别承担与其最终责任份额相当的侵权责任并不会妨碍个人责任原则的贯彻，反而有助于法院将侵权之诉与分担之诉合并审理，提高诉讼效率。但在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中，我国现行法允许受害人不受被告最终责任份额限制而请求其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而不允许原告直接追究最终责任分担主体的侵权责任，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受害人在诉讼策略选择方面的自由。

整体型诉讼模式强制受害人一次性穷尽行使侵权请求权（否则视为放弃部分侵权请求权），将所有侵权责任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概括性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数个共同被告要承担与其最终责任份额相当或者超出其最终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这种诉讼构成了民诉法中的必要共同诉讼形态（即所有侵权责任主体均列为必要共同被告）。一般而言，强制受害人一次性行使对数个侵权责任主体的诉讼实施权，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间接责任主体的作用。因为在特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下，间接责任主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是附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往往构成受害人与直接责任主体的争点，强制要求受害人捆绑式对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行使诉讼实施权显然有助于对间接责任人的保护。

选择型诉讼模式授予受害人提起个别型诉讼或者整体型诉讼的选择权，有助于其科学运用诉讼策略，契合当代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及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发展趋势，应当得以肯定和推广适用。选择型诉讼模式赋予受害人在诸多诉讼策略之中选择最佳救济途径，如果复数侵权责任主体实际诉讼能力悬殊较大或者对承担侵权责任态度不甚相同，那么受害人可以选择提起个别诉讼的方式请求实际诉讼能力较弱或者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的部分侵权责任主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不存在前述提起个别诉讼的优势，那么受害人可以通过整体诉讼的方式节约诉讼成本。[11]

（二）数人侵权责任三种诉讼模式的比较与评判

1．选择型模式相对于个别型模式的优越性

相对于个别型诉讼模式而言，选择型诉讼模式更有利于被害人灵活采取诉讼策略、更好地避免不正当地人为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且契合国际发展趋势。详言之，在保障被害人得以充分运用诉讼策略方面，选择型诉讼模式赋予受害人在个别诉讼与整体诉讼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确立对其最有利的诉讼路径，而个别型诉讼模式则强行性要求受害人只能向不同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因而，前者更有助于从程序法层面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在防止不正当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方面，个别型诉讼模式要求受害人对复数侵权责任主体分别行使诉讼实施权的做法势必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成本增加，而在选择型诉讼模式下，尽管受害人也可能选择进行个别诉讼，但是，受害人在抉择时已经对诉讼效率及诉讼成本有所考虑并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自愿决定采取该诉讼策略，因而，后者并不存在强行增加受害人维权成本的诘难。在数人侵权诉讼模式的国际发展趋势方面，基于普通共同诉讼适用范围的泛化以及新诉讼标的理论的传播，传统大陆法系采取个别型诉讼模式加以解决的民事纠纷，在我国通过选择型诉讼模式解决，既有助于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原理，也有助于受害人更加集约地实现其权益。

2．选择型模式相对于整体型模式的优越性

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排斥受害人选择行使整体性诉讼实施权，而只是禁止违背受害人意志强制性推行整体型诉讼模式，整体型诉讼模式的相对优势同样能够在选择型诉讼模式中得以实现。反之，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则存在着以下弊端：首先，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特殊侵权责任形态的设置宗旨。按份责任是数人侵权责任的基准形态，侵权责任法规定按份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形态，目的在于强化对受害人所享有的实体请求权的保护程度。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受害人享有对个别诉讼与整体诉讼进行选择的利益。其次，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在《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论证过程中，立法者原本试图回避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连带责任诉讼模式方面存在的冲突，但基于学界的努力，立法机关最终通过第 13 条有关“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试图对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要求“被侵权人只得请求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做法（即整体型诉讼模式）加以修正。尽管本条仅适用于连带责任形态，并且因使用“被侵权人”术语而使得其适用范围受到进一步限制，[12]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立法精神系对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否定，而对选择型诉讼模式的肯定。最后，整体型诉讼模式的基准化有违共同诉讼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趋势。大陆法系国家以共同诉讼必要性与法律上的统合确定必要性为考量因素对共同诉讼加以类型化分析，其中，不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且不具备统合必要性的共同诉讼被称为“普通共同诉讼”，既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也具备统合确定必要性的共同诉讼被界定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虽不存在共同诉讼必要性但具备统合确定必要性的共同诉讼则被概括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谓“共同诉讼必要性”系指法律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必须成为当事人，而不允许以个别诉讼形式起诉或者应诉；而所谓“法律上的统合确定必要性”则指存在对共同诉讼人全体做出统一裁判的必要性及因此而产生的统一诉讼资料及诉讼进程的必要性。具体到数人侵权责任诉讼而言，一方面，我国实体法并没有明确将数人侵权责任人全体作为诉讼当事人，而允许以个别诉讼形式主张权利，因而，不具备“共同诉讼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数人侵权责任诉讼中，并不否定不同责任主体在是否认诺受害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自认其他诉讼主体的主张事实以及是否接受调解、与对方达成和解等方面的独立性，因而，也不具备统一裁判的必要性。因而，大陆法系将其确定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或者普通共同诉讼，目前大陆法系转而进入“强化普通共同诉讼功能、限定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范围、严格解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阶段，鉴于此，我国强制性推行整体型诉讼模式有违共同诉讼的发展趋势。

3．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的建构

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传统大陆法系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侵权责任主体范围，将不存在主观可谴责性的民事主体纳入间接责任人之列，对这些间接责任人给予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也是利益衡量之必需。在这个方面，整体型诉讼模式能够有效防范不正当扩张间接责任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确保一般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的价值。基于此，整体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选择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补充，两者共同构成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体系，其中，选择型诉讼模式着眼于保护受害人，而整体型诉讼模式侧重于保护间接责任人，前者为基准，后者为有益补充。

选择型诉讼模式除了上述优越性外，优如下特质也值得关注：其一，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会给法院增加程序上的不便。个别诉讼实施权的行使未必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在受害人选择行使整体诉讼实施权的情形下，该模式设置并没有给法院带来相对于整体型诉讼模式的不便。其二，选择型诉讼模式并不会造成未被起诉的责任主体程序保障权的损害。受害人与部分责任人诉讼获得的确定裁判尽管对复数责任主体整体上具有拘束力（外部效力），但并不能当然在复数责任主体内部最终责任分担方面具有拘束力；同时，未被起诉的责任主体可以其他身份参加到诉讼程序中，因此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并不会实质性地遭受损害。

三、我国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形态的基本配置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州市加强财政支出实效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属各单位：
《兰州市加强财政支出实效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兰州市加强财政支出时效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管理长效机制，提高财政支出均衡性和时效性，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预算法》、《甘肃省加强财政支出时效性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市级一级预算单位和各县(区)财政部门。
第三条 市级一级预算单位是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的执行主体，负责预算批复后财政性资金的时效性管理，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及时、有效分配使用。
第四条 财政部门在人代会正式批准年度预算后的20日内，向一级预算单位批复预算；一级预算单位在接到财政部门预算批复文件后15日内将部门预算下达到所属基层预算单位。
第五条 财政支出全面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统一管理。国库集中支付实行以直接支付为主，授权支付为辅的资金支付方式。预算单位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实行银行卡发放制度；公务消费应积极推行公务卡结算方式；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目录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的财政性资金，一律实行直接支付。
第六条 部门预算的执行。
(一)预算单位基本支出，按照均衡进度原则，编制基本支出分月用款计划，财政部门在每月10日前批复用款计划并支付资金，确保人员工资按时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
(二)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应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年初一般不得预留“二次分配”资金。确需预留项目资金的，基本建设支出预算预留比例不得超过项目预算总额的10％，其它项目预算预留比例不得超出5％。年初预留的项目资金(不含基本建设支出)应在9月底前分配完毕。
(三)部门预算已经明确项目的项目支出，属于本级支出的，由预算单位按照均衡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度，在项目建设开始前30日内编制用款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作为对该预算单位的国库集中支付和财政支出进度考核依据；属于补助下级政府的支出，预算单位应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均衡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度及时下达预算指标，预算指标在5月底前全部下达到县区。
(四)部门预算未明确到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的项目支出，预算单位应会同相关部门及时确定项目后拨付或下达。预算单位对年初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资金，在6月底、9月底前，下达比例不得低于专项资金预算总额的60％和90％。11月底前，中央和省级(县区财政含市级) 下达的专项资金必须全部下达完毕。对12月15日之前财政部门下达的专项资金，必须在当年全部实现支出。达不到以上要求滞留的专项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收回，重新安排。
第七条 用于重大项目建设的财政性资金，财政部门接到预算指标和项目投资计划后，在5日内下达预算指标并拨付资金。项目建设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要指定专人，明确时限、催办盯办，确保重大项目资金发挥效益。
第八条 用于救灾应急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财政性资金，要开辟“绿色通道”，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预算指标下达和资金拨付实行“直通车”方式。
第九条 上级财政下达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属于基数部分的，财政部门列入年初预算统一安排；属于增量部分的，按照转移支付规范计算办法，财政部门在收到预算指标后的20日内提出分配方案，报同级政府批准后下达。
第十条 预算单位部门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年终不得结转，结余资金由财政收回，用于平衡预算。上级财政补助的专项资金，除每年12月15日以后下达难以形成支出或按有关政策规定必须结转外，年终不得结转，否则，由财政部门收回重新安排或平衡预算。经批准结转的专项资金，结转期限不得超过两个年度。预算单位结转的专项资金，应会同财政部门或由财政部门在次年5月底之前拨付或下达。
第十一条 全市财政支出时效性考核由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具体考核工作由市财政局预算处、国库处统一部署，并负责县区财政部门日常考核督察和财政支出时效性目标落实；相关业务处分口负责市级一级预算单位日常考核督察和财政支出时效性目标落实。
第十二条 财政支出时效性考核实行通报料度，分为定期考核通报和年终考核通报。定期考核通报，上半年分季度进行，下半年逐月进行，年终综合考评通报。
第十三条 年度综合考评总分值，按照一季度、二季度和下半年分月考核分值确定。一季度考核分值占20％，二季度考核分值占、20％，下半年分月考核分值占60％。
第十四条 年度综合考评总分值由高到低排名，并综合考虑工作难易程度、专项资金资金量大小等因素，在市级一级预算单位中评选出前3名，在县区财政部门中评选出前2名。对获得前3名的市级一级预算单位、前2名的县区财政部门，进行通报表彰。
第十五条 预算单位财政性资金支出进度在预算执行中未达到上述条款规定的，由市财政局报请市政府审定后进行处罚。
(一)年度终了，预算单位虽最终达到整体支出进度，但在平时预算执行中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扣减次年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1—3％。
(二)年度终了，预算单位仍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收回剩余预算指标，并扣减次年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3—5％。
第十六条 被评为最后1名的县区财政部门，按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通报，并扣回滞留的专项资金。
第十七条 县区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出时效性管理进行督导检查。对不按规定时限分配、下达、拨付财政性资金的预算单位要进行责任追究，对滞压、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按照相关法纪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预算单位和财政部门应当接受人大及审计部门对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时效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