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法治文化可以分为理念上的法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从理念上看，法治文化包含了人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理想和正当性的价值追求。但是理念上法治文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来达成。至于能否说所有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都具有正面价值的判断，这就需要具体的法治实践的检验，同时受制于落实法治制度的具体社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并不都是均衡的。在法治价值目标中有各种构成要素，每个价值要素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在法治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都是均衡的。可能的情况是，在追求法治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会导致法治价值目标各要素之间的失衡，即在追求一个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比如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在实践中，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这从法治的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

法治文化的特点

与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中性意义的法律文化相比，作为正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有以下特点。

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良法，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具体地说，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的文化权利。法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正义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效率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公平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秩序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自由需求，避免法律存在偏重秩序和国家利益追求，无形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出现公平沦落的现象。

政体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要确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要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有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政体组织机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法治视阈下，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模式，对各种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法治理念是不能违背的。

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能使人们更公正、更平和。作为一种理性规则，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就是要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认真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以公民利益为重，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而具有幸福感，从而自觉接受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护。

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核心层面，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二是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或正当程序意识。这种正当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滥用权利。三是权利的节制意识。对权利的节制，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使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人们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是自觉守法意识。守法意识，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五是社会公德意识。

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更主要的是一种治国方法、手段的选择，在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中，更侧重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强调依法办事。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法治变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具体而言，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

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文化考察的视角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法治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外的法治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省软件产业的发展，增强软件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软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教育培训及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软件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本省优先发展软件产业。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省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省人民政府设立的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协调机构，协调软件产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在具备发展软件产业条件的地区，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省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本地区软件产业的发展。
第五条　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省软件产业的行业管理和监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协调解决软件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对国家和省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省发展和改革、科技、财政、税务、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经贸、外经贸、公安、版权、知识产权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促进和保障软件产业发展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对软件产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人才保障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信息产业、教育、人事等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软件产业发展需要，制定推动软件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软件人才培养的投入，重点加强技术骨干和项目管理人才等中高级软件人才的培养。
第八条　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会同人事、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软件人才供需信息进行调研、预测和发布，为软件人才培养、引进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信息服务。
第九条　省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软件人才培养规划，扩大软件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培养模式，提高软件教育、教学水平，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软件人才。
第十条　鼓励和支持示范性软件学院和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或者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由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在经费投入和发展政策上给予支持。
省属、市属高等院校设立的软件学院或者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需要扩大招生规模并符合条件的，省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
省内独立设立的软件学院或者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十一条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软件企业合作办学，采取多种形式，扩大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软件人才的培养规模。
省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在资金、项目投入、培养计划以及审批环节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二条　信息产业、教育、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加强软件人才实训基地建设，有重点地建立软件专业学生实习基地。
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培训软件实用人才。对在技术培训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科研院所或者其他社会力量，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本省高层次软件技术人员出国培训、进修或者外国软件专家受聘来本省讲学、工作的，由省人事、教育等部门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第十五条　软件企业应当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软件企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支持软件企业人员在职攻读软件专业相关学位，提高软件企业人员研究开发能力。软件企业人员培训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人事、科技、信息产业等部门应当根据软件产业发展规划和软件人才需求，制定软件人才引进计划，支持软件企业引进国内外高层次软件技术和管理人才，协调解决人才引进中的具体问题。
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应当重点支持引进国内外在软件行业有影响的领军人才。对成功引进软件领军人才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
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不损害本单位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从事软件技术成果转化和服务活动或者兼职创办软件企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软件企业可以以股份期权等形式奖励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国有及国有控股软件企业可以从每年净资产增值部分中提取总额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以股份期权等形式奖励给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
第十九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软件行业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可以聘任软件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软件行业协会人员、软件技术人员、法律专家等为仲裁员。
第三章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全社会自觉尊重和保护软件知识产权。
第二十一条　本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使用正版软件。
本省公民应当自觉抵制使用盗版软件。发现生产、销售盗版软件的，有权向著作权管理等部门举报。
第二十二条　著作权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加强对软件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依法查处软件侵权行为。
司法机关应当加强对软件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侵犯软件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公正处理涉及软件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软件著作权人依法进行著作权登记，省著作权管理部门应当为软件著作权人进行登记和依法维权提供服务。
本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产品登记的，可以向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获得相关费用的全额资助。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产品登记的本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奖励。
鼓励和支持软件企业申请国外（境外）专利。
第二十四条　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支持软件行业协会和软件企业参与国际、国内的软件标准的制定及其推广应用工作。
第二十五条　软件行业协会可以组织软件企业建立软件保护协作机制，保护软件企业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六条　软件企业与员工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或者单独签订保密合同。
软件企业员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对所在软件企业或者原所在软件企业有关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第二十七条　软件企业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知悉商业秘密的员工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合同中依法约定竞业限制条款，也可以订立专门的竞业限制合同。竞业限制条款或者竞业限制合同应当明确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期限，并依法约定相应的经济补偿。
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员工应当遵守竞业限制的约定，在离开企业一定期限内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原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业务。
第四章服务引导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应用和推广，组织实施软件产业化示范项目，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化，扩大软件产品及软件服务的市场需求。
第二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软件企业承接软件外包业务，开拓国际软件外包市场。
承接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享受国家和地方关于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信息产业、外经贸、人事等部门和软件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等组织，可以组织软件企业到境外招聘人才、承接业务、参加展览、宣传推介。
软件企业人员因公需要经常出国的，可以实行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需要经常往返港澳的，可以申请办理半年或者一年内多次往返港澳的手续。
第三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软件企业申请相关的国家或者国际评估和认证。
在本省注册并经认定的软件企业，通过国家或者国际权威评估和认证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获得资助或者奖励。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软件园的建设和发展。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企业等参与软件园建设。
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科技等部门推动软件园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规范管理，充分发挥软件园的带动和集聚效应。
第三十三条　软件园应当积极引导园内软件企业从事软件的开发、生产、服务和出口，培育具有技术特色的中小型软件企业，扶持大型骨干软件企业，加强软件人才培训，为园内软件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等综合性服务。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软件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软件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软件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本省软件企业提供有关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并建立健全软件产业人才信息库，为软件企业提供人才服务。
第三十五条　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会同统计等部门，建立软件产业统计制度，完善软件产业统
计指标体系，加强对软件产业统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定期发布软件产业统计报告。
第三十六条　软件行业协会应当在标准制定、市场调查、信息交流、咨询评估、企业合作、行业自律、纠纷调解等方面发挥作用，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
软件行业协会可以设立软件企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根据自愿原则，调解软件企业之间的有关纠纷。
第三十七条　软件行业协会可以制定或者推荐下列示范条款：
（一）软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实践要求；
（二）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
（三）保密事项；
（四）软件著作权保护；
（五）其他示范条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为软件企业服务的风险投资、融资担保、人才流动、著作权转让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第五章扶持措施

第三十九条　通过国家认定的软件企业享受国家和省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证本省软件企业享受国家和省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等各项优惠政策。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促进本省软件产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增加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大扶持力度。
省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软件核心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及品牌的培育、软件外包业务的扶持、国内外高层次软件人才的引进、公共环境的建设以及软件教育与培训活动。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制定。
设区的市、县（市、区）根据本地实际设立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和促进本地区软件产业发展。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科技、技术改造等专项资金，应当优先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软件产业项目。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软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条件的软件产业化项目，按照国家规定优先纳入本省信息产业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专项，享受贷款贴息。
第四十二条　以财政性资金安排和设立的创业投资资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应当加大对软件产业的投资力度；鼓励其他风险投资机构对软件产业进行投资。
以财政性资金设立的担保机构，应当优先为软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鼓励其他担保机构为软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第四十三条　科技主管部门应当为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提供便利。
省科技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办法，简化认定程序。
第四十四条　有关部门应当为软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协助软件企业完成上市前的培育、改制、辅导等程序，推荐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上市。
第四十五条　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应当列入政府采购范围。利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用于购买软件产品和服务的资金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政府采购软件和服务的，应当采购本国软件产品和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鼓励、引导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与软件企业合作开发或者采购本国软件产品和服务。
第四十六条　鼓励软件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软件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和机构，共同研究开发和推广软件技术和产品，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集成电路设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